杜尚:不朽的玩笑

栏目:活动发布日期:2015-06-08浏览次数:1655

“他们没有说话,也没有唱歌,他们几乎是靠一种顽强的毅力保持着沉默,却由空空如也的空间变幻出冉冉上升的音乐。无论什么都是音乐……”

——弗朗茨·卡夫卡 《一条狗的研究》

 

20世纪40年代,约翰·凯奇遇见了杜尚。当时杜尚参与制作了达达电影理论家汉斯·李希特拍的《钱能买到的梦》(1946年),杜尚邀请凯奇为他在片中导演的一个梦境片段配乐。不过差不多20年后,他们俩才真正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友谊。凯奇一开始并不希望打扰杜尚的生活,但他发现杜尚的健康正在恶化,因此决定好好探寻这位朋友的内心。他知道杜尚对国际象棋抱有一种偏执的严肃,而这成了一个好借口,他请杜尚教他下棋。于是在杜尚生命中的最后3年里,他们两人加上杜尚的第二任妻子蒂尼·杜尚,每周至少见一次面,一起下棋。

 

约翰·凯奇和杜尚下棋

 

外界普遍认为在那段时间里,杜尚已经完全停止创作了。拜访过他的人都宣称看到他的工作室已经空了。确实空了。不过,那本来就不是杜尚搞创作的地方,旁边的一间屋子才是杜尚真正的工作室,没人知道而已。在那儿杜尚完成了自己最后一件大型作品:《Etant Donné》(现场)。

 

杜尚每年都会带着蒂尼和凯奇去一趟西班牙的卡达凯斯,到萨尔瓦多?达利那里做客一周。杜尚对达利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敬意,而这让凯奇很困惑,他非常不喜欢达利,当时其他许多人也不喜欢达利。当然了,所有人都喜欢杜尚。达利与杜尚,一个是自称天才的狂人,一个是谦逊平和的贤人;一个欲望炽烈,一个清心寡欲;一个是雅里笔下的愚怖王,一个是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利。他们就像是硬币的两面。达利用他傲慢的冷嘲热讽来面对这个世界,而杜尚则报之以细致入微的幽默感。在艺术上,达利给人偏执妄想的视觉体验,而杜尚则带来概念上的精神分裂。他们是那个时代人类在精神领域的两个极端。

 

杜尚并不是特别喜欢听音乐,但这种艺术形式具有的幻灭特质对他有特别的吸引力。他不断寻求难以捉摸的声音,比如灯芯绒裤子在跳舞时发出的轻微沙沙声和鸟类的声音。毫无疑问,这又一次让凯奇陷入了困惑。

 

“杜尚把国际象棋看得高于一切,凯奇或许也是同样的家伙。”有一天凯奇突然邀请我跟他下棋时,我的脑子里闪过了这个念头。“你是个法国人,所以你肯定喜欢下棋。”他说道。那是1975年,我跟凯奇刚认识几周。我把棋局往后推了一周多时间,仿佛只要我一面对棋盘,杜尚的幽灵就会缠上我的脖子。不过在凯奇又唠叨了几次以后,我还是向命运屈服了。我们见了面,下了棋。空荡的棋室里回想着音乐,凯奇第一局险胜。

 

这给了我信心,他似乎不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对手,甚至可以说一点也不厉害。后来凯奇告诉我,杜尚对他的棋艺非常失望,常常会非常恼火地问他:“你到底想不想赢?”凯奇是个彻头彻尾的禅修者,他回答说:“为什么一个人必须要想着赢呢?”事实上他已经赢得了他想要的东西:跟杜尚一起度过的时光。

 

不过凯奇的棋艺多少还是进步了一点,在跟杜尚和蒂尼手把手教了他很久以后。

 

有一个事实需要澄清,凯奇也并非输掉了跟杜尚下的所有棋局。至少有一局他清晰记得的,还是勉勉强强地赢了。那是1968年,在多伦多,凯奇邀请杜尚和蒂尼参与了一次演出。他们要做的就是像往常一样下棋,不过棋盘上连接了很多传输线,棋子的移动都会生成随机的音乐,这场演出还有David Tudor、Gordon Mumma和David Behrma等音乐家参与。凯奇一声不吭地把这场棋局变成了一场表演,然后又把这场表演录成了音乐作品。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讲,凯奇为一个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虚构的解答:生活是否高于艺术?那天晚上的棋局是把生活延伸到了艺术领域,还是刚好相反?凯奇把他们的大脑变成了一件乐器,神经信号转化成了音乐。眼睛成了耳朵,看到的是音乐。那张专辑的名字叫做《Reunion》,意思是重聚,但这已经是他们最后的时光。

 

不到一年后杜尚就去世了,但对凯奇来说,还有棋局没下完。他更像是参与到了一场名为“杜尚的消失”的行为艺术中。杜尚的工作室并没有空置多久,怎么说呢,凯奇很快搬了进去。他谨慎但专注而勤勉地将一部分自己的意识发散到了这个属于杜尚的空间里。突然之间,好像一切都如常了。在沉默的音乐中,在细微的痕迹里,都隐藏着数不尽的线索,让人追溯杜尚的思想。就像人脑的回路被连接到了一台机器上,又是一个虚构的解答。那么不存在的问题来了,“这一切里,究竟什么属于杜尚,什么又属于我?”这不仅仅是一个存在主义的问题,还是让两个独立世界产生交集的概念。

 

杜尚活着的时候,总是给人一种他已经死了的感觉。他是否一直渴望这种“地下状态”的秘密活动?这个虚构的解答就在眼前,而它能感染生者,就像它能感染死者一样。凯奇写道:“对我来说,杜尚的作品,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以自己的方式变成了另一个杜尚。”

 

杜尚的意识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保持着自己的活力,而凯奇则必须要找到一些能够证明自我的东西。后来凯奇发明了一个双关语叫作“Duchampian”,意思是那些继承了杜尚意志的人,他们以这种方式赞美杜尚的思想。就如同那张插了电的棋盘,创造出的音乐属于杜尚和凯奇两个人。

 

这种神秘的人格拼合,或许可以看作一种创造力的交融,不同艺术类型之间的创造力交融、艺术与生活的交融、艺术与死亡的交融。成为某一个人,无论是雅里、杜尚还是凯奇,就是在成为你自己,而这正是凯奇所独有的那种对于偶然性和优雅的诗意化审美,他的创造力和他的无政府主义。

 

在1913年的早些时候,凯奇出生那年,杜尚在家里自己用“偶然音乐”的形式谱了一首曲子,叫作《Erratum Musical》。无论是曲子本身还是它的创作过程,对凯奇的品位来说,都显得过于简单了,他喜欢复杂而没有明确意图的音乐。不过这曲子的简单性倒是蛮合杜尚本人的心意,他像从帽子里变鸽子一样画了一堆乱七八糟的音符。杜尚跟他的妹妹依冯和玛德琳一起创作了《Erratum Musical》,他们随机挑选了75个音符,再把它们划分为不同的随机音节。凯奇后来问过杜尚:“你是怎么想到在那个时候就用随机形式创作音乐的?我才刚刚出生呢!”这是个很严肃正经的问题,不过我想凯奇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意识到他们具有一种相似性。跟杜尚在一起,凯奇总能体会到一些将来的往事,他把这些体验和所有关于杜尚的回忆一同收为己用。无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凯奇总会偶然间模仿似的做出一些杜尚曾经做过的事。比如他黑色的手提箱里一定有一本《易经》,让人联想起杜尚著名的小手袋。怎么说呢,凯奇用一种靡细无遗的复杂方式把自己变成了杜尚。

 

杜尚甚至都算不上一个特别喜欢音乐的人,却在音乐世界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和影响。在他创作的曲子《The Bride Stripped Bare by Her Bachelors, Even: Erratum Musical,1913》里,杜尚构建了后来凯奇称之为“杜尚的火车”的概念。在这列火车上,每一个货运车厢都可以携带一个不同的钢琴八度音阶,所以每一节车厢都可以有自己的音符。杜尚与凯奇的交集并不仅仅局限于眼睛和耳朵,它们有时还会在同一种媒介中出现,在双耳之间那个空荡荡的大脑中回响。凯奇总是睁大眼睛寻找它们,在杜尚深邃的作品中寻找,在那些简单的音符中寻找,在自己的诗文中寻找,但诗句总是把他引向另一条小路。

 

杜尚1934年在《绿盒子札记》的一张纸片上潦草地写下了这么几句话:“Sculpturemusicale: sons durant et partant de différents points et formant unesculpture sonore qui dure.”意思是“音乐雕塑:从不同空间逸出的声音持续流淌,就形成了一尊永恒的音乐雕塑”。而那时,凯奇还把自己看作一个“打击乐实验作曲家”,他研究交通噪音、环境噪音和一切不能称之为音乐的声音,研究它们的本质。但这些声音都无法给他一种空间感。当它们从三个声源一起逸散时,你依然无法获得一种立体感。它们无法提供雕塑给人的体验,它们依旧是二维的事物。而杜尚仅仅是在纸片上随手写下了一种虚拟的体验感受,却让声音找到了获取第三维度的可能性。

 

作为一件视觉艺术品,《EtantDonné》现在依旧是一个谜。而杜尚极端专注于这件装置艺术无数小细节的事实更是让它增添了迷人的光环。当费城艺术博物馆收藏这件作品时,他甚至专门写了一本《安装手册》,指导工作人员拆卸和安装《Etant Donné》。为什么?难道在这之中还有什么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玄机?杜尚几乎没有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什么线索,那一堆看似毫无价值的碎片和遗物只有当它们都承担了一定的功能和位置,找到了自己的维度后,才突然变得价值连城,值得用最大的耐心去珍视和维护。凯奇写道:“他做的所有东西,都有着极端的重要性。杜尚也可能是依照他心中的棋盘搭建了《Etant Donné》的整个结构,谁知道呢,在他心里棋盘或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怪异、最异想天开的手工制品了。”

 

《下楼的裸女》

在1912年送至巴黎一个立体派组织主办的展览上因为被认为带有未来主义思想而被立体主义者们拒绝展出。这导致了杜尚和传统艺术的彻底决裂,因为马塞尔·杜尚发现所谓新锐艺术家依然没抛弃旧的思想,为一己私利拉帮结派。杜尚决定自由的去创作,不背负过多的负担。

 

■■ 对话

 

Q:象棋对你有什么象征意义么?

A:没有。当然这有点像毒品,啊,不是象征毒品,而是同毒品做一下类比。一旦你从年轻时候就开始下象棋了,就会一直下到死。这是一种你会带到坟墓里的爱好,而且它也会让你浪费掉生命中很大一部分时光。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这可能也帮我做成了我想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画最少的画,而不要重复自己的作品。这两个是天生的一对。不画画的时候象棋可以帮助我消磨一些时间。

Q:关于立体主义,这一切都是从何时开始的?

A:1911年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那真的是从旧的绘画风格向新风格的过渡。我承认这是对立体主义一种简单化的解释。但是即便如此,在五幅裸体者的画中还是有一些重复的地方,是同一个裸体者重复了5次。

这真是一种不用费很大劲画画的简单化的办法。这时还没有什么真正的立体主义的东西,但是对我来说这真的是一个转折点。 

Q:后来发生了什么? 

A:我也不知道,没什么特别的,我那个时候肯定是已经看过一些立体主义的画了。我想那大概是在1911年中的时候,那是我开始对立体主义思想感兴趣的时候,是在重复中,如果不是像后来立体主义被定义的对物体的破坏中的话。我对在画布中重复同样的形象更感兴趣。

1912年之后,7月份的时候我去了慕尼黑。我已经画够了下楼梯的裸女和国王跟王后。那些已经结束了,我想要消除身上所有立体主义的痕迹。所以那个夏天是一段抽象的研究的探索,我一直都在进行探索和研究。你很快对一件事情感到厌倦了。

Q:厌倦?

A:是的,那是一个伤疤,一个伤口。那是一个有意的伤口,是剪断脐带后留下的伤口。我想从那以后我才算真正开始有生命。 

从那时我开始,我活着,即便只是为了后来我要做的那几件事。但是这对我很重要。在整个世界中只有个人对我有意义,特别是一个艺术家,艺术家是一个人,不是一个集团。不管是印象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别的什么,我都不感兴趣,只有个人才有意义。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画印象主义的东西,但只有一些印象主义者有意思,其他的都很没劲。

艺术还是反艺术,这是我1912年从慕尼黑回来后来问自己的问题,那时我不得不放弃纯绘画,不要为了画而画,而要引入一些与绘画不同的新的成分。这是走出形象化和色彩这些惯例的唯一途径。我非常强烈地想要摆脱那种随意在画布上涂几笔就称之为一幅画的模式。 

Q:当你提出反艺术,这在当时是非常革命性的。

A:是的,非常有革命性。因为特别是反艺术这个词,其实我不太喜欢,因为反艺术也是一种艺术。它既不是艺术又是艺术。 

Q:但是从历史的观点上发生了什么事?

A:发生的就是我1915年到美国之后,当所有一战的流亡者都到了以后。从那时候起,我们开始了纽约风格的达达运动,和苏黎世那个不同,我们创造了纽约独立派。

我最初做的就是送出一个小便池。哈哈,但是这样东西被他们拒绝了,我还是审查委员会的一员呢。这是我对他们耍的一个小把戏,我甚至都没有签上自己的名字,这只是一次检验,想想看,既然是一次没有审查的展览,就应该不存在像这类拒绝某些作品的问题,除非作品是色情的。

事实上我们把它叫作达达,但我们用的并不是同一个词,我们就没有一个专门的词,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系列的动作,但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合作,同时我正在创作我的《大玻璃》。那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作品。那是一个为了荒谬而荒谬的时期,我们用烟斗伪装自己,读那些完全没有意义的诗歌。

达达这个词囊括了一切,这一切都很让人激动。我那时不在巴黎,我非常警惕它集团性的一面。 

我不喜欢集团,这也是我没有收获所有作为一个达达运动领袖的收益的原因,哈哈哈哈。 实际上从1913年,我就在我的工作室里放上那个自行车轮子了,因为我喜欢看它在那儿,就像壁炉里的一团火。那就是开始。

Q:你开始避免重复。

A:重复总是非常危险的。我非常注意重复,准确地说是避免重复,我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则,就是每年只做一点点,所以现在我几乎不做了。此外,这个已经做过的东西选择也不是出于一种审美的情趣,比如说并不是一件美丽的东西,我想避开这些。很难选到一样完全没有审美乐趣的东西,我的意思这才是问题之所在。你看每个人都喜欢它,那这个问题也就结束了,死亡了。我真的不再做了,甚至都不再想每个人都会喜欢的。

即使是这个很好的小架子,它是用铁做的,是从一家很便宜的五金店买的,实际上每个人都很喜欢它,今天在每本雕刻教科书里都有它,它被认为是应该受到人们尊敬喜爱的雕塑,不是吗? 

Q:跟着你,我好像突然远离了那些乐观的效率哲学家们,机械文明中那些闪亮的建筑不过是一堆破铜烂铁,是一堆非常非常可笑的雕塑。 

A:是的,它们在我的眼里就是这些东西。

Q:然后呢? 

A:精打细算?节衣缩食?但为什么要这样呢?改变社会,改革董事会,革命委员会,哦,突然用那些心胸狭隘,但极有权力的技术统治者来代替它们。哼,这就会改变人类吗? 

Q:那死亡又是如何的呢? 

A:因此渐渐的智慧的水平下降了。磨损,渐渐腐蚀了心灵的平静,一个人都不剩。语言本身变得更精简,变成了格言警句,变成了一支箭。重复与更新正相反,因此它也是一种死亡的形式。一个人一旦与其他人都不同,就会成为奇葩。

奥秘都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人们写书,但那什么也代表不了。让我感兴趣的一样东西是向我的作品中引入幽默,这幽默不仅是要人们笑,甚至也不是黑色幽默,我敢说那真的是带有一丝严肃意味的幽默。 

当我只是想在很流行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加入一点幽默。我拒绝讨论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无神论者和信徒是正相反的,或者他们确切的意义,像这些东西我并不感兴趣,对我来说,除了“是,不是,不知道”以外,还有一些东西。

今天我仍然完全同意“肯定,否定,不表态”并不足以完全解释一切,不能给出什么。你可能会问我你是怎么处理那个问题的,我不知道,我会告诉你或者人们以后会说我是否真的干了些什么,但是我并不介意。我也不为这些事困扰,我已经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做喜欢的事,这已经就很多了。

有那么多的人说要是我有一间乡间别墅那多好,但这有什么用呢,就每天生活而已,我想要的一切都已实现了。 

Q:“因为没有问题所以也就无所谓解决方案”?

A:没错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并为之骄傲。也许这是世界上最简短的一种哲学。

Q:我知道你不喜欢给人建议,但在我告辞之前我还想问一点事情。

A:什么?

Q:这次给我的印象是采访开始的时候我面对的是一个画家,但是到结束的时候好像他是个哲学家。 

A:是的,用哲学家这个词实在是有点吹捧我了,哈哈。但这也是要格外谨慎的一件事,教学的问题、学校的问题、学生的问题,这些我从来不感兴趣,现在也一样。

我一直都在想,嗯,也不是一直,但是得出了下面的结论:真的就像布拉诺西说的“艺术首先是一个骗局”,我也相信艺术是一种海市蜃楼,我相信艺术家,相信个人,相信人类。但艺术是海市蜃楼,是一种幻想。

那么,让这些成为我们两个之间的秘密吧。

尽管一个艺术家可能很愿意帮忙,但他可能很难帮助别人,每个人都只能代表自己,我根本就不同意几百年后等着我们的都是成群结队的蚁丘式的群体,我依然相信个人,相信每个人都代表自己表达自己,就像在一艘失事的船上一样。 

Q:这就是最后一句话吗? 

A:是的。

 

文:SylvereLotringer 编译:蒋永舟

 

主编|曾理 执行主编 |常雪梅 

编辑|郭石磊 美术编辑|何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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